《横江词》是李白的名篇之一，前人赞此诗“气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叹咏①。但诗中的横江指何处?此诗写于何时?注家看法不同，因而对诗的内容的理解就必然不一致。李协民同志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本刊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与各家不同的新的见解，值得重视。
我很同意李协民同志对“横江”的理解。《横江词》中的“横江”，非指和县的“横江浦”(许多注家持此看法)。而是指采石矶和横江浦相对的这一段长江江面；诗人当时是在长江东南岸的采石矶，而不是在长江西北岸的横江浦。这一点，不仅诗中“横江西望阻西秦”一句，明白地交代了诗人“是站在长江东岸向西了望”，另一句“浪打天门石壁开”，更证明诗人是站在采石矶。天门山，即东、西梁山，一在当涂，一在和县，二山夹江对峙，与相距十余华里的采石矶，恰成直角，站在采石矶正面上望，东、西梁山如两道蛾眉，左右分开，故采石矶建有“蛾眉亭”；下望，两山如门，浩浩江流从“门”中涌出。诗人当时只有站在采石矶，“浪打天门石壁开”的景象才可看得分明；若在和县横江浦，侧面看山，压根儿也看不到“门”的。
还有，“牛渚由来险马当”，牛渚矶，即采石矶。诗人只有站在突出江心的牛渚矶旁，才能看到滚滚江流怒触矶石、“涛似连山喷雪来”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产生“险”的感觉；若在对岸下游横江浦，这奇景为矶石阻挡，看不见，而且水流几经盘桓，流势趋于平缓，不会使人产生险的感觉。此外，诗中提到的“横江馆”，设在今采石镇临江渡口之处，不仅地方志有记载，而且遗址尚存；遗址所在的那条古老的小街，至今仍沿用“横江街”旧名。
而和县的横江浦，乃是洲渚，地方志并未记载设过“横江馆”，也无遗迹可寻。笔者家近采石，近年因撰写《李白在安徽》一书，又多次到这一带作过调查，故对此情况比较了解，特提供以上一些材料，为李协民同志的论点补充一些证据。李白写《横江词》，是在和县还是在采石，本属小事，但因与理解诗的内容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故辨正清楚，是有意义的。李协民同志对《横江词》写作时间的看法，我以为尚值得商榷。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过去有两种意见：黄锡圭《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将此诗系于天宝十四年；上海复旦大学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李白诗选》，均据此诗中“郎今欲渡缘何事”一语，认为“郎”乃古时对年轻男子的称呼，因此推定此诗乃开元十四年李白初出蜀时所写。李协民同志不同意以上两种意见，他认为，天宝十四年，李白已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称‘郎’，似乎不恰”。
他又认为，两本诗选的注释者只看到诗中“郎”字，没有看到诗中还有“公”字(“公无渡河归去来”)，“公”乃称老者，开元十四年，李白才二十四岁，“二十多岁的人为‘公’，也不恰”。于是他来了个折中，将此诗写作时间，定在“天宝元年秋李白由南陵奉诏赴京途中”。这时李白四十二岁，“只有四十来岁，‘公’、‘郎’两字似乎均可以用”。这种看法好象很公允，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判断此诗写作时间，“郎”、“公”二字均不足为据。“郎”，并非只有“称呼年轻男子”一义。据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六)考证：“唐人称郎最贵。唐人呼元(玄)宗为三郎，杨再思媚张昌宗称六郎，朱滔称田悦曰八郎，李晟称田希鉴曰田郎，安禄山称李林甫曰十郎……”上列这些人，老、中、青皆有，都称“郎”，不过表示敬意。同样，此诗中的“郎”，也不过是“津吏”对客人的一般敬称，犹现代语“您”、“先生”等。
可见据此字而推论年龄大小，乃是望文生义，出于误解。“公”字同“郎”字一样，旧时也常作一般敬词用，如“诸公”并不是说“诸位老公公”。《汉书·韩信传》：“(刘邦)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称萧何)无所追，追信，何也?’”这里的“公”，也只是“您”的意思。更何况《横江词》“公无渡河归去来”一语中的“公无渡河”乃是用典。据《古今注》记载：昔有狂夫横渡急流，其妻阻之不及，堕河死，妻弹箜篌而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津吏”借这个典故不过是警告客人：风浪险恶，莫学那“狂夫”轻易渡江。此句中的“公”字更与年龄无关，岂能断章取义，据此推论写作年代?再从《横江词》的内容看，既不象李白二十多岁初出蜀时所写，更不象他四十二奉诏进京时所写。
二十多岁，李白风华正茂，加以身处开元全盛之时，他常以“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自比，对前途和事业，充满乐观自信，不大可能写出《横江词》这样满纸风波、险恶，满纸忧愁、烦闷的作品来。再说，李白二十几岁虽曾顺江东下往游吴越，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那时即游过采石矶(据我们考证，李白初游采石矶，是在天宝六年他四十七岁时，第一首诗《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白壁山一名“石壁”，在采石附近)。人既未到，焉能写诗?说是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途中所写，也不对。由南陵奉诏进京，是李白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从《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可看出他为自己获得进身报国的良机，何等狂喜，又是“呼童烹鸡酌白酒”，又是“高歌”，又是“起舞”，临动身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怎么会刚刚就道，思想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水牵愁万里长”、“如此风波不可行”……这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再说，李白由南陵渡江，近处有铜陵(唐时属南陵)、芜湖等许多比采石还有名的长江水路码头，他又急于赶路，何必舍近就远，绕道百里由采石渡江?这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李协民同志为了说明“道路很对”，还引陆游《入蜀记》为证，说隋代韩擒虎平陈及宋代曹彬下江南，皆自采石渡。这里陆游不过是说明采石矶为金陵咽喉，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李白并非去打仗，他何必要去抢这个“险”?李白虽“怪”，恐怕也不会“怪”到这般地步吧!关于《横江词》的写作时间，从诗的内容以及联系社会背景、作者境遇看，我觉得黄锡圭把它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天宝十四年秋，是合适的。这首诗，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极力描绘、渲染横江的险恶：这里的天色是“月晕天风雾不开”，一片昏沉、愁惨；这里的风横行无阻，“一风三日吹倒山”，“狂风愁杀峭帆人”；这里浪涛震天撼地，“惊波一起三山动”，“白浪如山那可渡”……重雾，狂风，恶浪，加上船夫、旅人发愁心情的衬托，这画面多么令人怵目惊心!诗人难道仅仅是“描写横江险恶风浪”，无所寄托?不，诗人不会为写景而写景。读者只要了解天宝末季的政治情况，一读此诗，由诗中的“月晕天风雾不开”，自然会联想到那比横江天色更昏沉的唐王朝黑暗腐朽的政治局面；由横江风浪的险恶情景，自然会联想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那种大乱将兴、大祸将起、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
读此诗时，读者为横江上的船夫、旅人担心，更为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担心。读者所能联想到的这一点，难道不正是李白写此诗的命意所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数年(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李白一直在皖南流浪，经常往来于宣城、泾县、贵池、当涂一带。天宝十四年秋，他曾由当涂采石渡江赴皖西庐江，《横江词》很可能是这时写的。这时，正当安禄山叛变的前夕，叛变的信息已经风传各地，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诗人虽远离朝廷，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常常为忧心国事而“匡坐至夜分”②；为自己遭排斥、报国无门而“泪满逐臣缨”③。值此国事危急之秋，诗人自然更是忧心如焚。采石矶头，见横江风波如此险恶，他自然会触景生情，扣动忧国忧时的情怀。诗人巧妙地通过对横江的描写，借“眼前景”把“心中情”生动地显现出来。
诗人站在横江东岸，遥遥“西望”京都长安，这深情的遥“望”，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命运是何等关切啊!可是，“横江西望阻西秦”，他“望”不着。这个“阻”字，不仅是写横江“白浪如山”，阻挡住“西望”的视线；也抒发出内心的愤懑：权奸当道，贤者受阻，被拒于国门之外。怪不得诗人一开头就怒气冲冲：“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这个“恶”字，表面是骂“横江”，骨子里是对充塞朝廷、作威作福的昏君、奸臣强烈的诅咒，就是这一股恶势力，使祖国和人民遭灾受劫啊!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诗人极力描绘横江恶风险浪的图景，乃是为了抒发忧国忧时之情。诗人有心报国，但无处投身，“横江欲渡风波恶”，正反映出他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二十几岁的李白，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四十二岁的李白，正受玄宗优诏，荣耀赴京，就更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只有晚年被逐流浪，又遭逢乱世，诗人的内心才有这么多的忧愁，这么多的痛苦。故黄锡圭先生把此诗定于天宝十四年作，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范德机语。转引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丛记》
②《寄何判官昌浩》③《观胡人吹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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