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 一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山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其 二 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
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其 三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
其 四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其 五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
其 六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 李白《横江词》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可惜历来人们都只把它当成一组山水诗，赞扬它描绘了一幅“长江天险图”。却不知在这一幅“长江天险图”的画面背后，掩藏着诗人一段惊险的经历，甚至一生的坎坷；在这一组山水诗的字里行间，寄托着诗人心灵深处的难言之痛。试加以发掘，这组小诗就更会使人觉得意味深长，不同凡响。当代流行的选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白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白诗选注》，都把此诗列为李白青年时期的作品，显然是根据詹 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文系年》一书在传世的几种李白年谱中，其征引之富，考证之详，为诸谱之冠，然亦不免有智者之失。系《横江词》于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初游江东之时，就是一例。这种失误在系年之作中几乎是难免的。愚意以为《横江词六首》不当系于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初游江东之时，其理由有三：一是与李白此期行踪不符。开元十四年秋天，李白初游江东，是自荆门顺长江鸸上，直至金陵，有《秋下荆门》一诗为证。次年春天又自金陵顺流而下到达扬州，有《夜下征虏亭》一诗为证。当年冬天离扬州后，即“远客汝海”，“近还郧城”。“汝海”即汝州之地，“郧城”即安陆。有《上安州裴长史书》为证。而横江，或横江浦，或横江渡，是在金陵上游百余里之当涂县对岸，地属和州历阳县。只有从中原南下宣州一带，才从这里过江。李白初游江东时，游踪未尝至此地。二是与李白此期思想感情不符。通观李白青年时期漫游长江的诗，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就是：尽管长江处处有风波，时时有风波，特别是三峡之险，天下闻名，而李白此期江上之作，却是天清气朗，风平浪静。诸如《峨眉山月歌》《宿巫山下》《渡荆门送别》《夜下征虏亭》《金陵送别》以及稍后的《夜泊牛渚怀古》(牛渚矶即在横江浦对岸)等，竟没有一首，甚至一语，道及江上风波之险恶。这不是偶然的。这正好他此期生活经历相符，也和他此期思想感情相符。“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散金数目可能夸大，但青年李白裘马轻肥的生活状况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是可以想见的。这位年少的翩翩佳公子，此时还不知人生忧患为何物，他哪会有
“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的愁肠?而且他还没有去过长安，更何来“横江西望阻西秦”的感慨?假若这时他是想去长安，那么在他心目中的去长安的道路也是通行无阻的：“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在他三十岁上安州裴长史书时，犹是这种口气，以为李唐王朝的大门对任何怀才抱艺之士都是大开的，以他李白之才上长安去决不会无路可走。道路艰难，西望咨嗟的感慨，是李白一入长安以后才伴随着幻灭的悲哀频频出现在他诗中的。三是《李白诗选》引以为据的“郎今欲渡缘何事”一句中的“郎”，不当作“
对青年男子的称呼”解。虽然此句是从梁简文帝诗：“郎今欲渡畏风波”变化而来，而梁简文帝诗又是从民歌变化而来，民歌中“郎”字多作此解；但李白运用前人诗句和民歌，绝少袭用，而总是“以己意出之”。何况“郎”之为词本有多种含义，除了是“古时对青年男子的称呼”外，也是古时对朝廷官员的通称。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即以为郎官。如《叹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即为子求郎官。如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其七：“抱病江天白首郎”，又《历历》：“为郎从白首”，蔡梦弼注云：“公在蜀不尚书员外郎，故云。”如崔颢《王家少妇》：“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倚婿为郎”者，恃婿为官也。岑仲勉《唐史余渖》亦以郎、官“其用略同”，详见该书卷一郎、官条。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大野实之助《李太白诗歌全解》，于此诗中之“郎”字，译为“大人”，亦显系取义于郎官(唯唐代对官吏不用大人这一称呼)。此处之“郎”相当于宋以后之“官人”。李白曾为“翰林待诏”，故津吏得称之为“郎”。这样一来，和末句“公无渡河归去来”中之“公”(通常是对中年以上男子称呼)，也就不矛盾了。故知《横江词六首》决非李白青年时期初游江东之作，而是天宝年间当过“翰林待诏”以后的产物。李白天宝三载去朝，五载南下江南，是经扬州、金陵、苏州一线，而至越中。此行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留别广陵诸公》、《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苏台览古》等诗为证。由此一线必然是在扬州附近的瓜洲渡过江，故亦未尝至横江渡。安史乱后，李白流落江东，寄居当涂李阳冰处，在上元二年(761)冬，曾由采石矶过江到和州历阳一行，不久又由横江渡过江回当涂。这次虽然往来横江渡，但时令是在隆冬。有《对雪醉后赠王历阳》等诗为证。而《横江词六首》中所写时令绝非隆冬。从“海潮南去过寻阳”，“海神来过恶风回”等句看来，当时海潮很大，又有“浙江八月何如此”之句，当系秋日景象。那么李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经过横江渡，写下《横江词六首》的呢?只有天宝十二载秋，李白五十三岁，从幽州归来，南下宣城这一次，生活经历、思想感情，时令季节、行踪路线均与此诗相符。《横江词六首》只有和“幽州之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它的篇中之大义，言外之重旨，才能得到正确的充分阐明。如《远别离雕龙》《公无渡河发微》二文所述，“幽州之行”是一次政治冒险。它的远因是李白终其一生锲而不舍的建功立业思想；它的近因是天宝季叶朝廷鼓励边功而煽起的从军之风；促成其事的是幽州节度使幕府中的判官何昌浩的邀请。李白在宗氏夫人痛切陈辞竭力劝阻之下，虽然也心怀矛盾，一方面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方面也感到祸福叵测，吉凶难料。但终于决定冒险一行，以观进退。李白刚到幽州时，情绪相当高昂，写起诗来，充满了立功报国的话，见《出自蓟北门行》《行行且游猎篇》等诗，但不久情绪就低落下来，因为他看到了塞垣真相。战争是不义的，而且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在《幽州胡怪客歌》、《北风行》等诗中感慨系之。更使他感到忧惧的是，安禄山果然骄横跋扈，而且心怀叵测。在幽州地区内，到处都在扩充武备，到处都在屯积物资，到处都在准备战争。表面说是对付边境上的奚和契丹，实际上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在当时谁也不敢议论，谁要是把幽州的真相向玄宗报告，玄宗不但不相信，而且反映真相的人往往有杀身之祸。眼看着安禄山像一条长鲸盘据在北海一带，他一呼吸，马上可以使百川汹涌；他一翻腾，马上可以使燕山倒塌。而把偌大一片国土丢给长鲸去盘踞并借以作乱的罪魁祸首正是唐玄宗。在了解到塞垣真相以后，天宝十二载的早春，李白就毅然离去。李白是怎样离开幽州的，虽未知其详，但从杜甫《后出塞五首》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从军将士，不愿附逆，只有逃亡。而李白后来在《江上答崔宣城》一诗中提及此行时，谓之“湍波历几重”?可以想见，他之脱身亦非易事。总而言之，“幽州之行”是既“探虎穴”于前，又“历湍波”于后，在李白一生中，确实是一次冒险行动，也是李白一生从政活动的又一次大失败。从“幽州之行”归来后写的一系作品如《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书情赠蔡舍人雄》《远别离》等诗可以看出来，此时李白的主要思想感情是：深感国家危机严重，叛乱即将发生，甚至将有亡国之祸。自己虽然忧心如焚，却是无能为力，只有洁身远引，以避祸乱。在南下宣州之际，思前想后，心情十分痛苦，对唐王朝既充满了幻灭绝望的悲哀，又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还充满了对苍生社稷的殷忧，理那堪再加上大半生辛酸的回忆。此时此际，真是百感交集，触目肠断。正像《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说的那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驰矣。”就在天宝十二载秋天，就在这种心情下，李白在南下宣州途中，来到了横江渡。本来是自西而东的长江，从寻阳以后逐渐折向东北，到了芜湖至金陵一段，竟然变成自南而北，横亘在这吴头楚尾地带。横江渡就在这段横着的长江的西岸，牛渚矶(即采石矶)就在它的东岸。因此，“横江”一词即指横江浦(地名)，也指横江渡(关津)，还可以用来指这段长江。这里本是江山形胜之地，又是南北往来要冲，还有著名的历史古迹。孙吴经略江东，晋室永嘉南迁，隋韩擒虎伐陈，皆自此渡江。因此骚人吟士经过这里多赋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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