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述】
姑熟亭，一作姑孰亭。李白《夏日奉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谓此水亭原由前县令薛公初建，今县令李明化又“横其梁而阁之”。宣州司马武幼成以亭跨姑熟溪，取名姑熟亭。薛公何名?何时摄当涂令?方志均失载。而李明化，清人王琦及今日学者俱认为天宝十四载(755)在当涂令任上，则此亭建成于是年。所谓“横其梁而阁之”，便是增高之举，可见此亭不矮。又“亭跨姑熟之水”，说明亭建桥上，或即以亭覆桥，故李白称为“水亭”。
关于姑熟亭的记载，中唐以后便缺。《安徽通志》曰：“姑浦有港旧经城中。”并引张舜民语：“姑熟溪旧经太平城内。”至“宋建炎中，郡守郭伟筑城，始限溪流城外。明初又改，远溪岸三十余步。”“南津、采虹二桥跨溪上。”陆游《入蜀记》云：“州正据姑熟溪北。……两浮桥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号得溪山之胜，适有客寓家其间，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楼，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时溪流分一支贯城中，湮塞已久，近岁尝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暂通，今七月已绝流矣。”《入蜀记》已无姑孰亭的记载，其所言溪水变迁和两浮桥，可与《安徽通志》印证。可注意的是李白《宴姑熟亭记》中云：“通驿公馆南有水亭”。陆游《入蜀记》又云“两浮桥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说明城南原有至宣城的驿道，并有接待来往止宿的公馆。陆游曰：“姑熟堂号得溪山之胜。”郭祥正有《姑熟堂歌赠朱太守》诗。据方志载：姑熟堂在当涂湖熟门外，南临姑熟溪，北负县城。这说明姑熟堂址亦即唐代“通驿公馆”之地。同样，姑熟亭毁后，才在姑熟堂南架设浮桥的。
姑孰亭的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历程中，经过李白的阐释，可比喻为一座里程碑。战国以后，士人已不像以前有自己的食田，为了穿衣吃饭，仕与不仕，出与处，便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秦行专制，士大夫与专制国家间的直接统属关系被完全固定，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摆脱集权国家的绝对制约。于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士人如何在入仕后维持相对独立的意志、人格、道德、审美、情感等?集权制度又如何对士人实际制约?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相互平衡、相互依存的关系?便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合理解决的问题。解决的途径随着历朝政策和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汉代杨浑不屈志而被腰斩。东方朔以人格异化为代价，在宫廷中避世全身，但却为当时士大夫所不齿。东汉老庄复归，儒学独尊地位下降，至曹魏嵇康与统治者不合作而被杀，东方朔“朝隐”之法方受到重视。此后士人在志存轩冕的同时又栖心林泉开始普遍。谢灵运“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成为中国五言山水诗的开山祖师和造园家。谢朓“既欢怀禄情，复协沦洲趣，”“以山水作都邑诗”，在宣城建高斋，在姑熟筑别业，亦官亦隐，为实现集权制度与士人相对独立地位的基本平衡提供了范例。
隋唐以后，由于门阀士族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建立，官员多出身布衣寒素，大部分士大夫已不可能象石崇、谢朓和皇亲国戚那样去自己营造林园。因此如何在公务之余享受山水之趣，从而寄托自己的意志和情感，成了一个需要在新形势下解决的问题。诗人王维有过设想：“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宫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逍遥谷即韦嗣立别墅，建筑豪华幽雅，距京都不远。如果早上去宫廷效力而晚上宿于此处，亦隐亦官，既不废伦理，又可称“小隐”，自是惬意。王维因此提倡如是。但这对中下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根本是难以企及。于是李白借姑孰亭宴集之机会，以其神游之思，为士大夫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普遍方法。仅一座水亭，大贤处则若游青山卧白云，小才居则若桎梏，问题不在于有无“逍遥谷”庄园，而在乎对于逍遥偃傲有无绝对需求；若无此需求，即使清风朗月，河英岳秀，也皆为弃物。大贤与小才的区别只以此作藩离。这是何等简洁明快的回答!逍遥偃傲的道路便如此打通。所以后来的储光曦也说：“ 逍遥沧洲时，乃在长安城。”所以后来的白居易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也。
然则， 姑孰亭是决不可能建在浮桥上的。方志所载属误。
【备考】
清康熙《太平府志》：采虹桥，即下浮桥，通芜湖路。李阳冰建亭，李白序名姑孰亭者于此，后废。明洪武二年复建。姑孰亭在下门浮桥中，李白有记。或以为即姑孰堂者，非。(按，此言李阳冰建亭属误。)
《大清一统志》：姑孰亭在当涂县姑孰溪上。唐李白有《夏日宴姑孰亭序》。
《江南通志》：太平府当涂县有采虹桥，即今下浮桥。唐李阳冰建亭其上，李白序之名姑孰亭，盖走芜湖道也。
《重修安徽通志》：姑孰亭在当涂姑孰溪上。附唐李白《宴姑孰亭序》：(序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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