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长在，典范长存

——王运熙先生的李白研究

杨明

恩师王运熙先生今年二月八日平静地走了，今天恰是七七四十九日。这段日子里，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耳目之前。翻开先生的著作，扉页上的题字，那沉稳的笔触，仿佛比往日更显得栩栩生动。可是已经是天人永隔了，再也见不到敬爱的先生了。我想纪念先生的最好的法子，就是揄扬先生的业绩，学习、继承先生的学术精神。先生曾经说，如果不让他搞学术研究，那将是他极大的痛苦。学术就是先生的生命。

王先生1926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一位中学文史教员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947年以文学院学生成绩总分第一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此后短短数年之内，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魏六朝乐府的文章，蜚声学界，后来结集为《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二书出版。令人惊叹的是，当时先生才不过二十多岁，而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成果仍然是这一领域内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以至于一些海外知名大学的中国文学学科，都将它们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先生转向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六十年代起，又进而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这些领域，都硕果累累，取得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成绩。笔者曾撰文作过比较全面的介绍。这里拟就先生的李白研究，谈一点体会。

王先生相当早就开始进行李白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复旦中文系提出，希望能编著一本李白研究的专著。当时王先生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工作，并担任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段的教学。于是1959年上半年，先生便为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的学生开设“李白研究”课。当时尚缺少较好的李白诗注本，先生就决定先编选一本《李白诗选》并加以注释。他拟定了选目，划分了作品的历史分期，由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和教研组的个别教师分工写出注释，再由先生统一修改定稿。该书于1961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太白文集》原是分体编排的，而这本《李白诗选》分为编年和不编年两部分，三分之二以上的入选诗篇作了编年，颇便于读者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的经历、思想发展了解作品，而且选目恰当，份量适中，兼重学术性和普及性，因此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学术界也认为是填补了当时李白研究领域的空白。以后又经过几次修订，总印数达五十万册之多。接着王先生又组织几位学生撰写《李白研究》。由先生拟定篇题，制定提纲，提出主要论点和诗篇举例，然后大家分头撰写，先生自己写其中《李白怎样向汉魏六朝民歌学习》一篇。该书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数也有一万五六千册，近年又曾以《李白精讲》的书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这两本书的编撰出版，影响很不小，对于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李白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起了很好的作用。

附带还要说一说：当年参与这两本书写作的学生，后来有的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比如徐培均先生，成为宋词研究著名专家。又如李宝均先生，所作《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李白》二书，均由王先生推荐，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白》还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1981年，他还发表了《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推翻旧说，考证李白并非由吴筠荐举入京。有趣的是，李白专家郁贤皓先生同样结论的考辨之作《吴筠荐李白说辨疑》也是发表于1981年。二位学者不约而同，对李白生平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可说是一段佳话。

关于李白的单篇论文，王先生发表过十余篇。内容很广泛，涉及李白的生活、政治理想、诗作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文学思想以及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有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考证和分析。这里不一一介绍，只谈一点我个人的粗浅体会。

首先，我觉得王先生的李白研究，同他一贯的作风一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说，在充分肯定李白充沛的政治热情，赞扬诗人“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自比管、晏的宏大理想的同时，也明白地指出，其实际才能与抱负有很大的距离，而这种夸张的自负恰恰表明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狂放气质。在从思想内容角度分析、肯定李白诗歌的进步性的同时，也细致、准确地对其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在这方面，王先生对李白山水之作的分析就是精彩的例子。先生说，李白不少此类佳作有着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为之心胸开阔，精神振奋，向往广阔的天地和雄伟有力的事物。尽管有的诗篇写的是山水的险恶，抒发的是作者的哀愁，但其基调不是阴暗的，而是豪放的，仍然具有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先生认为，这些诗从侧面显示出诗人追求不平凡事业的渴望，对狭隘、庸俗生活的鄙弃，表现了诗人要求冲破束缚、不愿“拘挛而守常”的性格特征。我觉得这样的分析确实鞭辟入里。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在颇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左”的观点的影响，特别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对艺术表现方面往往有意无意地轻视，放在从属的地位。甚至有过那样的规模不小的讨论：山水诗、花鸟画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价值。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王先生之重视艺术性，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于1997年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一文，更鲜明地指出：“李白诗歌中最具有艺术特色和感染力的作品，多数是表现求仙纵酒、遗弃世俗内容的那些篇章。”先生认为，李白的七古（包括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和五七言绝句的艺术成就最高，最能打动读者。七古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章，虽然有的也抒发对于不合理现实的苦闷牢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往往被表层的纵酒或求仙描写所掩盖，因此留给读者的印象，首先是醉酒寻仙。而其五七言绝句中的名篇，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自然风光、友朋情谊，清新俊逸，常给人飘逸之感。七古和绝句也有直接关注国运民生的，但数量不多，艺术魅力总体而言也不如前者。李白关心政治、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多为五古，《古风》中尤多。其中不乏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佳作，但毕竟比不上七古和绝句那种蹊径独辟的艺术创造性和摇撼人心的魅力。总之，王先生既充分肯定李白诗歌思想内容中关心政治现实、反映人民痛苦的一面，又指出其影响最大、最具艺术魅力与独创性的作品，并不在这一方面，并且往往与纵酒寻仙结下不解之缘。这样的分析，我以为是十分符合李白的实际状况的。

“文革”时期，有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李白是毛泽东喜爱的诗人，又写过《嘲鲁儒》之类作品，写过“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那样称赞秦始皇的诗句，故而被归入“主张进步，反对倒退”的法家人物系列。王先生作为李白研究的专家，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关于李白的文章，当然也没有表过态说李白是法家。“四人帮”垮台之后，先生写过一篇《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文中细致地分析了李白所受儒、道、纵横等各家思想影响的复杂情况，指出“四人帮”将李白说成法家诗人，是采取了割裂文句、断章取义的手法，对李白加以歪曲。我想先生在“评法批儒”甚嚣尘上的时候，内心一定是不以为然的。作为一位忠于学术、视学术为生命的正直学者，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可以被迫不说话，但绝不可以说违心的话。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曾对我说，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普通学者不可能了解许多事情的背景，不可能知晓“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但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资料出发，就可以少犯、不犯错误。先生正是这样，坚守学者的良心和底线。

其次，我觉得先生的李白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目光宏通。比如李白《古风》之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所谓“绮丽不足珍”，是否包括建安诗歌在内呢？前人、今人都有相反的两种意见，今人注释多取不包括建安的说法，因为李白也好，同时代的其他作者也好，都是推崇建安风骨的，李白就称赞过“蓬莱文章建安骨”，而且李白和其他盛唐诗人的创作确实是深受建安诗影响的。但是王先生经过反复思考体察，认为还是包括建安在内的。先生举出许多方面的理由，认为要从这首诗的意脉全面地看，要从汉魏六朝诗歌发展史全面地看，要联系李白在其他场合的言论全面地看，还要联系唐代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股推崇“五经”、贬抑后代文学的思潮来看，同时还要考虑到李白的个性、气质，考虑到他说这话的特殊情况和具体需要。一处似乎小小的训解问题，也从方方面面加以全面的考量，充分体现了先生的治学特点。

作为一位在古代文论方面也卓有成就的学者，王先生还很注意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有好几篇论文都是探讨李白的诗歌思想的。至于上面提到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更从历代（包括现代）人们对李白的评价变迁之中观察分析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对于种种评价，不是简单地宣判其对或错，而是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曾有人称李白为“颓废诗人”，胡适说：“我们总觉得酒肆高歌、五岳寻仙是他的本分生涯。”王先生并不赞同那些说法，但也并不说一声“胡说”、“片面”就完事，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成那些看法的缘由，在分析过程中也就使得读者对李白诗有更完整、准确的把握。这也是先生一贯主张的“释古”态度的体现吧。

王先生曾担任中国李白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1987年在马鞍山举行纪念诗人逝世1225周年活动时，先生与詹锳、安旗、朱金城、裴斐、郁贤晧、罗宗强等诸位先生共同提出倡议成立学会，先生就是那时被选为副会长的。当时我随侍前往，得以瞻仰诸位先生的丰彩，真是“座中都是豪英”。再往前两年，1985年5月，也是在绿茵匝地的美丽的马鞍山，举行过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可说是酝酿学会成立的前奏。那次我也随先生同往，瞻仰了青山的诗人之墓。先生曾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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