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名士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名”。因为有“名”，所以他们才会赢得统治者的礼遇。历代的帝王，常以礼遇名士来显示自己的胸怀雅量。罗致名士入朝，既可以得到礼贤的美誉，又可以消弭政治上的消极因素。而对于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则又可以籍其“名”进而实现其现实的目的。因此，名士与帝王的相互为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惟其如此，士人采取以名士进入统治集团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其现实的可能性。而走名士从政的道路，尽管可能比普通士人所取的常规仕进方式要艰难得多，风险要大得多，但却仍然会成为一些对自己的才性充满自负与自信者的选择，且在不同时代都不乏走这条道路的成功者。不过，这样一条道路，对士而言，关键在于其“名”，“名”之大小，总是与其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仕进道路相对宽广的时代。科举制度为具有不同背景的士人的进取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这就使得大量的士子竟趋于科举之途，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但是，尽管如此，唐代社会对名士仍然有着普遍性的尊崇。唐代的统治者也常以征召手段，罗致名士，使其或为己所用，或以为政治清明的妆点。以名士身份而入仕，在唐代尽管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李白生活的盛唐，正是以政治清明、重视贤才而著称的历史时期。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士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这应该是形成李白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重要背景。但李白却没有选择众多士子竟趋的科举之途。李白之不走科举之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已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个性鲜明、才能超群、独立不羁的人物。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然会影响到他在入仕道路的选择上不同于常人。周勋初先生曾指出：“他（李白）从年轻时起即走上了纵横游侠与乡先辈献赋求仕的道路。他不愿也不能与当代其他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他总是希望像吕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得到他人的赏识与推荐，让朝廷了解，风云骤起，一展抱负。他希望像战国与汉初的游士那样，得到诸侯的礼敬，展现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也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潇洒江湖。李白的先天禀赋，浪漫而富于理想；后天的教育，又与近世的情况悬隔，因此他的立身处世，矫矫不群，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奋斗。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坚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进行干谒时，其气概也与他人大不相同。”（1）
李白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必须培养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声望。实际上，李白从青少年时起，就颇注意展示自己禀赋与才华的卓荦不群。早在蜀中时期，他曾与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曾干谒出为益州长史的前礼部尚书苏頲，得到苏頲的称赏，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同前）。出蜀以后，李白一直不断进行着扩大自己声誉影响的种种努力：或漫游、或干谒、或隐逸。从表面上看，这些与唐代文人仕进之前普遍性的活动，差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其中仍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从干谒漫游的地域来看，李白出蜀后，并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把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两京，作为首先考虑的目的地，而是沿江而下，过江陵，历江夏，经金陵，东至维扬，然后西赴安陆，隐于寿山，继而入赘许府。对于李白所进行的这样一次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又地域范围颇广的漫游，或许与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浪漫天性与趣味有关，但若说此行仅是为了满足名山之游的兴趣而无任何其他目的，恐也未必尽然。其《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有云：“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赵蕤是李白曾经从之学的纵横家，李白漫游中卧病异乡，向其昔日之师陈述窘境，自然不会讳言其此次漫游的目的，而从诗中所云“功业莫从就”“良图俄弃捐”的诗句看，似乎李白此行当还抱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目的。其次，李白早年遍读百家，对历史上，尤其是六朝时期的名士早就心仪已久，而其所游的江南地区，正是六朝名士当年生活的地域，因此，此行也不能否认其有亲临其地以探访、追寻六朝名士踪迹的心理。而在这一次漫游的过程中，李白一再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洒脱、慷慨的个性以及超群出众的禀赋。比如在江陵拜谒道教名士司马承祯，即得到司马承祯的称赏，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又称其“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透过李白的这些作为与告白，不难看出其意欲通过对自己慷慨豪迈个性的彰显，向人们展露自己才性不同寻常的意图。第三，李白的漫游活动，其交游之广泛也非常令人瞩目。他既与一些地方官员交往，如裴长史、孟少府等，又不断与宗教界特别是道教中人往来，如司马承祯、元丹丘等。开元十八年他一入长安，又曾广事交游干谒，“历抵卿相”（2）；出长安后，南下梁园，北上太原，漫游东鲁，其间交游的人物更为广泛，在荆州亦曾投书善于荐拔人才的韩朝宗。在东鲁，又曾至徂徕山，访孔巢父等人，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新唐书·李白传》。李白如此广泛交游干谒，就其终极目的而言非常明确，那就是这一切都是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服务的。正如《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诗所说，是“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第四，李白的交游干谒，与唐代一般士人最大的不同，乃在于其不是出于科举的目的。“从程序上说，唐代士人一般均先行干谒，再参加考试。李白的与众不同处，只是仅行干谒，而不参加考试。”（3）李白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干谒，就其深层心理而言，显然有着借干谒扩大自己声望、造成广泛社会影响，为最终走以名士耸动朝野而直取卿相的动机。而到了开元末，李白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奋斗，他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天宝初玄宗征召他入京，正是其名动天下的结果。李白在后来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曾有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关于“子真谷口”，王琦注云：“《华阳国志》：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汉书》：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李白这里用“子真谷口”这一典故，在于说明他是以道德高尚而最终名震京师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也记述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这些都说明，李白从一开始所选择的以名士而入仕的道路，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尽管历尽艰辛，但还是获得了初步的成功，达到了目的。
二
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的眷顾被征召入京，这是他实现政治目标并开始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但李白最后的失败，同样也是与其名士的身份特点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因为长期对名士的追慕所形成的名士心态与文化性格，最终导致了其在进入政治中心后，又因其与环境的冲突而以失败告终。
李白是一个身处唐代的现实而又在精神上生活于自己所陶醉的理想世界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他所钟情的是以才性、功业的超群拔俗而为人所仰慕的名士。就李白作品来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有奇谋宏猷并建立丰功伟业而著称的，如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范蠡、张良等；一类是以洒脱不群、放浪不羁、真率任情名世的，如谢安、谢灵运、东方朔、王羲之、陶渊明等。对于前者，李白更多的是崇尚他们的功业以及他们建立功业的途径方式。对于后者，李白则更多的是接受他们人格精神的熏陶。从李白的生活作风、处世方式看，后者对李白的人格与性格养成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更大。而其接受前代名士影响而形成任情不羁的名士文化性格，对其后来进入官场后政治上的成败产生的影响尤其具有决定性作用。
李白天性浪漫，崇尚真率、自然。他对六朝尤其是晋人的潇洒风流、真率任情而又自尊自信尤为钟爱。“李白对东晋的向往，何等执着，可以说是怀有一种情结。他足迹遍天下，曾在许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数最多，时间又长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为最。六代豪华，名士云集，文物鼎盛，文彩风流，时时激发他的诗情，在在引发他怀古的胸怀”，“在他的诗集中，以‘金陵’一地开头命名的诗题不下一、二十首，可见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与众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1）。他对越中也同样一往情深，一生尝三至越中。“越中山水于李白，固可以消弭烦虑、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熏陶自己的品格、风度和节操。所谓品格、风度和节操的感染力，来自于越中山水的‘开发’者：在汉以自尊的严光为代表，在晋以任情的王羲之、潇洒的谢安为代表，在南朝以恣肆的谢灵运为代表。”（2）总体看，在人格精神方面，六朝名士风流对李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阮籍、阮咸、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魏晋六朝的名士，常出现于他的笔下。虽然从李白诗歌创作的年代看，其诗歌涉及六朝名士的作品，并非全都产生于个性形成的早期阶段，但他早年通过《文选》等六朝文学典籍的阅读，应该说已种下了形成他后来顾盼、向慕风流潇洒的魏晋人物的最早因子。因此，六朝人物对他的影响应是从青少年就已开始并不断发酵的。李白崇尚并在生活作风上追蹑以任情、真率乃至任诞为特征的魏晋名士风流，当其为处于官场政治文化圈外的在野名士时，其消极性可能会被积极性所掩盖。因为盛唐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张扬充满浪漫豪情的时代，他身上体现出的浪漫、自信、自负以及傲视权贵的特点，不仅会增强其他个性的魅力，还会有助于其声誉的提升，甚而会引起一些士人的赏慕。魏颢对李白的千里追寻，当即缘于此。但是，一旦当他进入高层政治圈子，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任情、真率、放任不羁的个性，与官场政治文化之间的疏离、悖逆、冲突就显现出来了。那种原来为一些士人所仰慕的名士魅力，适成为其政治活动中致命的弱点。任情、真率、放任不羁，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与文化情景，被李白不恰当的置于高层政治环境里，就使他由禀赋特异的天才变成了政治上的侏儒。从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待诏翰林期间的作为来看，恰恰是长期形成的名士做派，使他成为长安高层政治中心中最易受到政治伤害的对象。
任何时代，官场都会有其相应的规范与规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的成熟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唐代相关的制度建设与官职规范方面的严密。研究唐代文学者，常常会因为唐代文学中出现的诗化的浪漫而忘记唐代相关制度的周备以及士人入仕后对规范与制度的遵守。应该说士人在入仕后，都会遵循相应地官场制度规则，违触相关制度会受到非议乃至处罚，这是每个入仕而成为官僚集团成员的士人都明白的。岑参以舍人掌纶诰，因疾久不宿值承旨，即受到了同僚的非议；董思恭性清脱，因泄露进士考试问目，为三司推问，最后被除名流放（1）。所以，唐代一些主管铨选的官员，往往排斥那些文辞见长却个性张扬者。比如初唐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就以“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贬斥王勃等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旧唐书·王勃传》）。
唐代对官员设立了完备严密的职律。当然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必要做全面的讨论。以下主要围绕与李白相关的翰林院的制度规范做些论析，以期说明李白的个性与长安高层官场文化的疏离与冲突。
翰林院是在玄宗时期逐渐成为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的机构的。关于翰林院的创建、沿革等，新旧《唐书》俱有记载。《旧唐书·职官二》下有“翰林院”条，并详载其处所、沿革、变迁等，云：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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