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之死与墓的疑问
李白病卒当涂，初葬龙山，后迁青山。已被历代许多学者认同，视为定论。这个说法，各有一条权威性的资料作基础。一是唐人刘全白于贞元六年撰写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其云：“有子名伯禽。偶游至此，遂以疾终，因葬于此。”一是唐人范传正于元和十二年撰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序中引用了李白孙女二人的话：“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坟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于是传正委当涂县令诸葛纵“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迁神于此。”然而，自唐以降，就有一些关于李白之死与墓的不同说法在百姓和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并被写入诗歌和志书笔记，从而形成对上述所谓定论的冲蚀，动摇着这个定论的基础。李白果然初葬于龙山东麓吗?白居易《李白墓》诗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此诗因朱金城先生系于元和十三年(818)，恰在范传正为李白迁墓的第二年，故从未被当代学者深究，甚而视作无稽民间传说被采录入诗。其实，系此诗于元和十三年似无根据，也并不妥当。应当说，像范传正为大诗人李白迁葬之事，白居易不可能不知；已知却仍说采石“荒垄穷泉骨”，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倘若白居易之诗作于元和十二年以前，便能顺理成章，并且使我们对采石的李白墓产生新的但却与事实相近的看法。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谱》与花房英树先生《白居易》均对白居易的行踪有过精湛的考辨，叙述略同：建中四年(783)白居易12岁时便逃难于江南，至贞元四年(788)离开江南北上。贞元十五年(799)去任浮梁县(治今景德镇北新平)主簿的兄幼文处，又在宣州乡试及第。贞元十七年(801)复游徐州、宣州等地。这些行踪说明白居易自贞元四年(17岁)至贞元十七年(30岁)，路经采石不止一次，其《李白墓》的风格也近于他早期诗作，如《江南送北客因赁寄徐州兄弟书》等，因而亦当是此期作品。确切地说，系于贞元四年更稳妥。由此，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征引白居易《李白墓》诗，作为采石乃李白藁葬之地的佐证也便落到实处。其卷十八《太平府》云：
唐李白墓在县东一十七里青山之北。
(今按：当作谢家青山之西北。)李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宝应元年卒，葬龙山东。今采石亦有墓及太白藁葬之地，后迁龙山。元和十二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委当涂令诸葛纵改葬青山之址，去旧坟六里。白乐天《李白(墓)》诗云：(同上引，兹不复录。)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但长期以来却不为前贤所重。其主要原因，乃是李华那篇《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中，已有“姑孰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的说法，人们以为“青山北址”即“龙山东麓”，亦即初葬之地，故不足辨疑。但在实际上，这篇墓志是大有问题的。李从军先生
《李白卒年辨》已指出此墓志是伪作，考辨详繁，今尚可补疑者有二：一、据明徐师增《文体明辨·墓志铭》和清赵翼《陔余丛考·墓志铭》考，墓志乃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平放在棺前。但李华所作的这篇墓志却并非如此。李华在唐代以长于碑版文字而著称，为何此文写得如此不规范?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惜墨如金”来加以解释。此其一。其二，如李华果然在李白卒时撰写了墓志，亦应于初葬龙山时埋入棺前。那末范传正委诸葛纵迁墓时一定能够见到，而我们从范传正的碑文中却未见任何痕迹。这恐怕也不能以传正忽略来加以解释。二、如果李白确系初葬“龙山东麓”，那就不是“青山北址”。因为龙山与青山地近同一纬线，龙山在当涂城之正南，青山在当涂城之东南，此二山只有东、西之距，而无南、北之离。故在李白墓未迁青山之前，说“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显系大谬。清人王琦解“此云‘青山北址’，谓龙山在青山之北耳”，也系不知青山和龙山的方位的曲护之解，不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贞元六年(790)尚书膳部员外郎刘全白为李白“表墓式坟”后，也作有《碣记》一篇，文中完全避开了墓址，这是什么原因?文中又称，李白“有子名伯禽”，这就不免使人发问：伯禽既在，他为何不向刘全白提出先大人“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之事?我们已知李白卒时尚无孙辈，其如有遗言，当言于其子伯禽。因而理应由伯禽来实现。伯禽没有提出的原因，疑是李白墓不久才由采石迁龙山有关。前已论及，白居易于贞元四年(788)自江南渡江而北，或经采石并作《李白墓》诗；刘全白“表墓式坟”在贞元六年，且在《碣记》中说“荒坟将毁”。由此可以推测李白墓由采石迁龙山在贞元四年冬或五年春，距刘全白拜墓不过一年多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再迁一次墓，恐是有违古训，所以伯禽没有再提起李白的遗言，便只待“有孙为收骨”(林弼《登州集》)了。“藁葬”之法，古已有之。《汉书》李善注：“藁，草也。时权葬，古称藁。”明嘉靖《衡州府志》云：“甫终耒阳，藁葬之。元和中，其孙嗣业，始改葬巩县。”是说杜甫也曾藁葬耒阳。唐人杜荀鹤《哭陈陶》写道：“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孤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他正是在李白、杜甫这两大诗人的藁葬地痛悼联想进而缘情为诗的。至北宋，林逋竟在《采石山》诗中写道：“翻然却怪宣城守，是甚移将李白坟!”对从采石迁走李白墓表示出了一种责备和遗憾。这些，都是所谓李白初葬龙山的反证。采石既是初葬之所，李白又怎么会藁葬于此呢?这就涉及到李白之死的问题。关于李白之死，自唐代起就有病死、醉死与溺死三种说法。前面说过，“以疾终”最早由刘全白提出。但范传正在碑文中却不提死因。这一点颇有蹊跷。后来皮日休作《七爱诗》又云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他虽未将“疾”与“归”有机地缀联在一起，且在中间缀以“醉”字，但人们仍然理解为“因病而死”。皮日休写此诗与李白之死已距百年，即使李白遭腐胁疾是真，此二句也可解释成李白竟染上了腐胁疾，醉酒而死。这便与《旧唐书》所说“竟以饮酒过度”而死庶几相近，而视腐胁疾非其致死的直接原因。会昌四年(844)项斯作《经李白墓》诗云：“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与皮日休所说也相近似，只不过项斯未说李白先患病而已。当然“醉魄归八极”与“醉死此江边”也有不同处，那就是前者没有说明李白“醉魄”由何地点(当涂还是采石?)归于八极，后者却明言李白“醉死”于“采石江边”。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它涉及到李白溺死之说。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预感。他在“三夜频梦君”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这不能说是事出无因。杜甫深知李白嗜饮，也已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提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大概是他在回忆往年与李白同游时，从交往和实践中引发出的预感，并在梦中出现。王定保《唐摭言》云：“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据王琦《李太白年谱》所引，今本无此文)这是李白溺死的最早记载。与杜甫的预感相比，多出了“因醉”和“捉月”的前因后果。北宋初诗人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云：“(李白)
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为溺死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这些说法虽与“病死说”一样，不见于正史，但影响颇大。洪迈《容斋随笔》云：“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月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可以想象，溺死的说法肯定会受到病死说者的攻讦，甚而被指为荒唐之说。对此，明末清初诗人杜浚在《太白楼歌》中曾予回答：“开元太白更清狂，酷爱采石恣徜徉。醉中放诞无不有，捉月岂必全荒唐。”(《当涂县志稿》引自杜浚《变雅堂集》)王琦在注《李太白文集》时悉心研究了有关李白溺死的传说，终于发以疑问：“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在我看来，王琦的设问不无道理，我们在唐人范传正、裴敬所写的碑记中，均可发现他们为李白避讳的迹象；即如刘全白，虽被后人认为是“病死说”的肇始者，但他在记述李白之死的文字前，却冠以伯禽之名，也可见其良苦的用心。要之，采石既是李白的藁葬之所，那末他大病之中，醉见月影，俯身取之，翻然落水而溺死就是可能的。今日我们不必对此避讳。 关于李白的子孙和孙女二人据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载，在李白逝世五十余年的元和年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按图得公(李白)坟墓在当涂属邑，因令禁樵采，备洒扫；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
田 亡 也。”因召至郡庭，问其所以。由是孙女二人说出了李白卒后家道衰落的过程及种种遭遇。其云：
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闾逼迫，忍耻来告。 研读这段话，参之有关史籍和近人研究成果，可以概略知道李白子孙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一、李白子孙的生卒年李白在
《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曾云：“南风吹归心，飞坠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此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作于天宝七载(748)，似不妥。李白于天宝三载春辞京还山，天宝四载秋，尚与杜甫在东鲁漫游。拙作《李白寄家东鲁新考》曾指出：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先是住在鲁郡(兖州)城东门外附近的“南沙丘”，直到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后，才再移居任城(济宁)酒楼之旁，并在新居门前种桃一株，然后出游。按各家系年推定这是天宝六载春的事。《寄东鲁二稚子》诗中即云“别来向三年”，当作于天宝九载(750)，詹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正同。又郭沫若据诗中平阳、伯禽“姐弟的高低相差一头地”作出推断，“伯禽之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与长姐平阳相差十岁。”已为时贤认同。照此计算伯禽年龄，天宝九载为14岁，贞元六年(790)池州刺史刘全白和当涂县顾游秦为李白“表墓式坟”时为54岁，贞元八年(792)卒当56岁。假如李白于宝应元年(762)以62岁而卒的说法不错，则此时伯禽年方26岁。从李白生前诗中看不见伯禽已娶亲，由此再推定他服丧三年以后于30岁完婚，大历元年(766)他31岁生下长子，那末，至范传正于元和十一年(816)与伯禽两个女儿“相见与语”时，伯禽长子应约51岁，而两个女儿至少亦当在40岁上下。二女对范传正说其兄“出游一十二年”，则其兄出游在贞元二十一年(805)，时约40岁；二女其时约30岁上下。从她们与范传正之言得知，其兄出游时她们均未嫁人。会昌三年(843)二月，前守秘书校书郎裴敬拜李白墓，问墓左人毕元宥，得曰：“二孙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则可知李白二孙女于开成二年(837)以前已相继去世，终年约60岁以上。二、李白子伯禽终身为“士”李白孙女二人云：“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据《礼·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为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李白早年为翰林学士，代宗之初，拜左拾遗，生不及禄，没而称官。故范传正云：“今士大夫之葬必志于墓”(《李公新碑并序》)，将其列于士大夫阶层，称其死为“卒”。朱自清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但他同时又指出：“从孔子‘有教无类’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可是跟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同上)。”又《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唐六典·户部尚书》：“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仍以士为四民之首。李白二孙女云“父存无官，父殁为民”，向我们揭示了两点：第一，伯禽生前之家即不属官，也不属民，因而只能为士阶层的家庭。虽然亦是士民，但却与农工商之民有别，位于庶民之上。第二，伯禽子女是在伯禽死后才降为庶民的。这是李白孙女二人的第一次沉伦。以上是“不禄”之一解。“不禄”还有一解是“夭折”。《礼·曲礼下》云：“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什么叫寿考?朱熹《集传》云：“文王九十九乃终，故言寿考。”但若依此解，伯禽56岁而终，固然可称夭折而不禄，而李白62岁而终，不也可称夭折吗?他若王勃、陈子昂、李贺等人，寿命更短，前人在著录中却从未有称其“不禄而卒”者。可见，所谓“不禄”，当以上述“(士)死曰不禄”为是。伯禽死于贞元八年，《唐会要》卷七十七《贡举下》有一条资料可为注意：“贞元八年八月诏曰：朕以薄德……自江淮而及乎荆襄，历陈宋而施于河朔，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廓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沉溺……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有者，委宣抚使赈给，死者各加赐物；在官为收理埋瘗；其田苗所损，委宣抚使与所在长吏速具闻奏……”伯禽之死，是否与这年江淮沿岸地区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有关?诏书称这次灾害死人颇多，包括一些在官的人，伯禽或在其中。这当然仅是一种推测。三、李白孙女二人沦为草野之民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说李白二孙女“皆编户 田 亡 也。”“编户”即编入户籍的民。“
田 亡 ”，《周礼·地官·遂人》注：变民为
田 亡 ，异外内也”；亦同“氓”。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民从亡，会意。”若照此解，则李白二孙女徙乡嫁于农夫后，成为流亡之民。又《战国策·秦一》：“不忧民氓。”高诱注：“野民曰氓。”依照此解，则李白二孙女未嫁之前已沦为草野之民。李白孙女二人沦为草野之民的直接原因，她们自己说是“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即是说，她们社会身份的变化，在经历了父死之后的第一次沉沦而成为“民”之后，又因其兄出游不归而再次沉沦为无田、无桑的草野之民。这里涉及到唐代的土地制度。按唐制，丁男可得授田。授田之法，据岑仲勉《隋唐史·唐之均田》载：“每丁男百亩，内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永业)。老男、笃疾、废疾各口分四十亩，寡妻妾各三十亩。”“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通典二》)，其田课植桑、榆枣等，土地宜者依乡法(《唐律疏议》)。”“授田多寡，有宽、狭乡之别，田多可以足给者曰宽，否则为狭。狭乡田减宽之半。业工商者宽乡亦减半授，狭乡不授。”但是，无论在宽乡狭乡，唐制：“女不给田(寡妻妾除外)”。除授田外，又有退田制度。年龄之限，广德元年(763)为25岁至55岁。即：丁男25岁可得授田；至56岁则应将永业田传于子孙，并退还部分口分田，只享老男的口分田。“授田之式，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见《六典》)。岁十月，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人对共给受(《唐律》)。”由此推测，宝应二年(763)为卯年，伯禽应在当涂定户；广德二年(764)为辰年，伯禽当被造籍，得授田。其长子于25岁时(贞元六年，亦即刘全白为李白“表墓式坟”之年)作为丁男也可受田。唯二女不得受田。然而，“北齐授田，不听卖易。唐则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卖买帖赁，如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充宅及碾
石 岂 、邸店者得卖口分田，自狭乡迁宽乡者并许卖之(岑仲勉：《隋唐史》)。”尽管我们尚不清楚伯禽长子“出游”的原因和归宿，亦不清楚他作为户主是否卖易了授田，但按广德二年二月赦文：“天下户口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全唐文》四十九)，伯禽一旦出游，至多三年以后，里正和县令是不会再给李白二孙女以授田的。这便使她们成了“无桑”(永业田)、“无田”(口分田)之人；又二孙女当时尚未嫁人，不属“寡妻妾”之类。于是在“三年一造户籍”时，便将他们“编户
田 亡 ”，使之成为草野之民。这大概即是她们所说“有兄不相保”的具体内容。李白孙女二人接着说，只是为了“救死”才不得已“俪于农夫”，否则，布裙粝食何所仰给呢!她们认为，这种遭遇是有辱先祖李白名声的，所以长期以来不敢将嫁于农夫的事告诉县官，故县官的户籍簿上仍将她们“编户
田 亡 ”。是否可以认为李白孙及孙女二人原住狭乡且业工商，所以从未得到授田呢?看来不可能。倘如此，二孙女大概不会在范传正面前说自己在嫁于农夫前就已“知机杼”、“知稼穑”。除非她俩都在说谎。而说谎不仅会为时人所诟，也不会为范传正写入碑文镌于贞石的。四、李白孙女二人的婚姻道德观范传正访李白之子孙，目的是“欲申慰荐”。现伯禽已死，李白之孙已“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荐”是不存在了，剩下的便是对二孙女的“慰”。传正在听罢二孙女自述后，欲将她俩“改适于士族”。这是通过将编户
田 亡 的李白二孙女依附于士族男子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俩的社会身份，并使其跻身于士大夫眷属阶层。显然是要重新进行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婚姻。但却遭到李白二孙女的断然拒绝。她俩在陈述拒绝理由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婚姻道德观。主要有三点：(一)男女婚姻的事理，在命运，亦在天分，难以个人理想而逆转。这种观念的根源，显然与老庄的屈服环境、“安之若命”的思想不无联系；(二)既然已经在孤穷之时“失身”于乡里俗人，而今如果仰仗某种政治威力而求援于他人过问，在世纵然可以偷安，死后又有何脸面去见祖父李白于地下呢?这里已将自己的婚姻道德与李白的祖德联系起来，并且显然与刘向《列女传》和班昭《女诫》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人窥测到李白后裔女子的婚姻道德观，尤其是她们所说的不愿“仗威力求援于他问”，更类于李白的风范。故而范传正慨叹她们虽“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三)李白二孙女最后的回答是“欲败其类，所不忍闻。”今按：《诗·大雅·桑柔》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朱熹《集传》：“败类，犹言圯族也。”李白二孙女认为范传正之言，将败坏同类妇女，毁坏李氏家族，故不忍听。上述三点，不仅是李白孙女二人以切身的最具体的言行标榜了祖德，维护了先祖李白的道德声誉，而且以最典型的事例向人们提供了唐代下层社会妇女的婚姻道德观，显示了李白孙女二人的人格力量。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天下后，加强了对婚姻制度的控制，重视了婚姻道德宣传。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史记》)。”汉承秦制，神爵四年(58)诏赐贞女顺帛(《汉书·宣帝本纪》)。刘向著《列女传》，鼓励烈女不更二夫。东汉元初六年(119)始旌表贞妇(《后汉书·安帝本纪》)。班昭著《女诫》，提出“妇无二适之文”的“圣贤之语”。范晔撰《后汉书》，专辟《列女传》，使贞妇进入正史，从此以权威的史书确立了礼教的妇女贞节观。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社会分裂，礼教受到了冲击。至唐，妇女再嫁有了某种自由。今据《新唐书·公主传》统计，唐代公主中，除去幼年早夭、出家入道、事迹不详者87人外，在出嫁的124人中，再嫁者达24人，占五分之一，其中有4人为三嫁者。在下层社会中，妇女失贞不守妇道的现象也很普遍。然而，贞节又是当时社会衡量妇女好坏的一个标准，为社会风俗所提倡。白居易写过一首《妇人苦》诗，对那些恪守妇道但内心却十分痛苦的妇女表示同情：“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李白孙女二人似乎没有这种惆怅，她们甘于认命；也没有这般含蓄，她们公然申明要维护先祖的道德遗风。这正是以最典型的现身说法，证明即使在颇为开放的唐代，下层社会中仍有诸如李白二孙女一样的妇女，仍然被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束缚着，展现着唐代社会道德风尚的又一面。范传正称李白一门为“勋庸道德之家”，也正表明了他的嘉叹真意。李白孙女二人在传统贞节观下形成的“志”，竟使范传正不能“夺”，于是他对二女采取了“复井税免徭役”的办法，表示慰藉。所谓“复井税”，就是免除李白孙女二人所嫁农夫陈云、刘劝的田税。因为陈云、刘劝二人肯定早已有授田并被征敛两税杂徭。而“免徭役”，即是免去李白孙女二人家庭应负的杂徭色役。岑仲勉《隋唐史·租庸调及杂徭役》指出：“唐给民以田，所以责偿者约言之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即役)，四曰杂徭。”“唐制……俊士、孝子、孝孙、义夫、节妇同籍者(即同一户籍)，皆免课役。”范传正在此大约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才免去了陈云、刘劝两户田税和徭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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