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白诗中的“龙山”之所属，是旨在给李白诗歌准确系年寻找一些较为可靠的根据。抱着这个目的，我于一九八六年在《天府新论》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白诗中之“龙山”考》的小文。不期两年来，竟引起了学术界不少同仁和友人的关注。如《李白研究动态》总第七期中，就载有张才良《桓温游龙山与李白龙山饮——兼评〈李白诗中之“龙山”考〉》、杭宏秋《李白(饮)诗中“龙山”属地考——兼与王辉斌同志商榷》二文。又悉，张文还将在《天府新论》上删节刊发。以上，实在是我在撰写该文时所不曾料及的。拙文用功不深， 仓卒成篇，粗疏难免。然张、杭二文所指出之“不正”处，及其所商榷之见解，我经过再三推敲，觉得实在难以苟同。故再撰此文。以继《考》文之续，并对张、杭两位同志的“评”、“商”进行答复。不实之处，还请继续批评。
一、“事遂寝”究为何指
为了论证《九日龙山饮》中之“龙山”在江陵，我于《考》文中针对王琦注此诗所用的“疑必温移镇姑孰时事”九字，引了《晋书·桓温传》如下一段文字进行论述：
///// GK2〗 鲜卑攻洛阳，陈佑出奔，简文帝时辅政，会温于冽洲，议征讨事，温移镇姑孰，会哀帝崩，事遂寝。(原文标点如此，见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卷九八，以下所引版本同)
然后由此得出结论：桓温因“会哀帝崩”而将“移镇姑孰”事作罢论，此即所谓“事遂寝”。但张、杭两位同志的文章，非但不同意我的结论，面且认为我“将意思完全理解错了”，“显为断章取义的解释”。于是，二文又分别举出了《资治通鉴》、陆游的《入蜀记》等材料，来说明其商榷的正确性。不错，《资治通鉴·晋纪》卷二十三，确对桓温移镇姑孰事进行了记载：
兴宁三年春正月，……大司马温移镇姑孰，二月，……司徒昱闻陈佑弃洛阳，会大司马于冽洲，共议征讨事。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寝(见上古影印本第六百八十页)。
我想，无论是谁都应该承认，司马光写上述文字，应主要是以《晋书》为依据的。但我们细加考释，就会发现，司马光此处不仅与《晋书·桓温传》有出入，就是《桓温传》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特别是与《晋书》其它《传》、《纪》相比较，就更为明显。
我们先将《通鉴》与《桓温传》进行比较。
首先，《通鉴》对《桓温传》所述诸事，标明了具体时间：桓温移镇姑孰在兴宁三年正月，司马昱会桓温于冽洲在二月。但考查整部《晋书》，凡与桓温有关之《纪》、《传》，均无 此记载，此是其一。其二，《桓温传》在“议征讨事”的后面，有“温移镇姑孰”五字，《通鉴》却给删了，而此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详下)。这一删 ，就表明“事遂寝”乃指“议征讨事”，确为“哀帝崩”而言。殊不知史实并非如此。这就涉及到《桓温传》与《晋书》中之《传》、《纪》作比较了。
《桓温传》云：“……受鼓吹，余皆辞。复率舟军进合肥。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旌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略，其大意是不同意入朝)……诏不许，复征温。温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接下去便是“会哀帝崩、事遂寝”云云。
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就不难看出，桓温在离任荆州后，是几番抗诏不入朝的，而诏不仅不许，而且还专门派了侍中颜旌、尚书车灌往而“止之”。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桓温才不得不“遂城赭圻”，“遥领扬州牧”。
再看《哀帝纪》的记载(为方便起见，特将文字联缀)：
兴宁二年五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遣使喻温入朝，温不从。……秋七月丁
卯，复征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坚别帅侵河南，慕容 日 韦 寇洛阳，……九月，寇军将军陈佑留长史沈劲守洛阳，帅众奔新城。……三年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五。将此段文字与上面所引参读之，我们便知，晋哀帝司马丕在临死前，是念念不忘将桓温宣入朝的，而桓温则是愈宣愈不入朝(其不入朝原因已超出本文范围，我将在《桓温系年考》中
予以详述，此不赘)，这就不得不由司马昱亲自到“冽洲”去“会”他了。而据上引《资治通鉴》所载，马司昱到冽洲的时间是在兴宁三年二月，其时距慕容 日 韦 犯洛阳已为半年，所谓“议征讨事”就很值得怀疑了(请注意，《简文帝纪》没有马司昱会温于冽洲“议征讨事”的记载，《哀帝纪》亦然，如此关系国家安危之大事，二《纪》不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此，我们根据“议征讨事”后面的“温移镇姑孰”五字，并合勘上面的考述可以揣知：司马昱此行，是继侍中颜旌，尚书车灌后，对桓温的再次宣诏。所不同的是，司马昱此次改变了以往用诏相宣的办法，他是打着“议征讨事”的旗帜去“会”桓温的。因为他清楚，若不如此，此行亦将如前二使那样失败而归。但桓温是时据上引诸材料，虽然尚未至姑孰，他却是一如既往“不从”而要“移镇姑熟”的，他的由“镇宛”而“率舟军进合肥”，再由“加扬州牧”而至“赭圻”到“于冽洲”，一路所行方 位，便是最好的说明。而此事到“哀帝崩”时，桓温才暂作罢论，此即所谓“事遂寝”之原委也。虽然“哀帝崩”暂时阻止了桓温的“移镇姑熟”，但他后来终于还是违诏到了姑熟。
由是看来，范文澜称其为东晋最有才能的野心家(详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是颇为中的的。通过上面的比较与考察，知《通鉴》所云“三年春正月，……大司马温移镇姑熟”，以及胡三省“温又自赭圻而东镇姑孰”的笺注，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由是，也可再次证实我在《考》文中所作“事遂寝”指桓温移镇姑熟之结论是正确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晋书·慕容 日 韦 中有如下记述：“日韦遣其宁东慕容忠攻隐荥阳，又镇南慕容尘寇长平。时晋寇军将军陈佑戍洛阳，遣使请救，帝遣桓温援之。”按：陈佑戍洛阳时间，史无明载。考《桓温传》有云：“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温使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助佑，并欲还都洛阳。……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广辽远，罢督都，温表辞不受。
”则陈佑戍洛阳当在是年前后。其“遣使请救，帝遣桓温援之”事，知不为兴宁二年八月慕容 日 韦寇洛阳时。若为是次，则与《慕容 日韦 传》有别：“兴宁初，……豫州刺史孙兴上疏，请步率五千先图洛阳。日事纳之，……寻而陈佑率众出奔陆浑，河南诸垒悉陷于希。”前者述陈佑奔新城(
详《哀帝纪》)，此次是奔陆浑，二地治所，一在今河南伊川，一在嵩山西北(详《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奔地既异，则战事自别，不可混之。司马光由于未能细察桓温上述史实，已成错误，而张、杭二文之结论，则正是在这种错误上的继续。
二、“孟嘉落帽”确在江陵龙山
论证“事遂寝”何指，并非是研究桓温生平，而是欲借其作为“孟嘉落帽”确在江陵龙山的证据之一。现在我们根据上考，并与《晋书·孟嘉传》合勘之，证明我在《考》文中的结论是对的。对于这一点，张才良同志的文章予以了肯定，并举出了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为佐证进行补充。但杭宏秋同志不同意此说，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九月九日，温燕龙山”非征西后事。二、陆游《入蜀记》认为“孟嘉登高落帽处”在当涂龙山。三、张九龄《九月九日登龙山》诗不能作为证据。四、“小重阳”典故与孟嘉落帽毫无关联。其实，这四条理由均无法成立。下面予以逐条辩驳。
关于第一条。《晋书·孟嘉传》云：“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坠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关于孟嘉落帽最原始的材料之一。在这条材料中，有两点值得注重：一、桓温为征西将军；二、孙盛在座。
桓温为征西将军，据《晋书》本传，在永和二年西伐还江陵时：“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振旅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若据杭文为桓温移镇姑孰时，其间已是近二十年之时间，此一则与陶渊明《孟府君传》不符，二则与孙盛宦历亦相悖。《孟府君传》云“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
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座。……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座……。”按：陶渊明的外祖父即孟嘉，而孟嘉又是陶侃的女婿，嘉之四女即渊明生母(详见钟忧民《陶渊明论集》)，按理，陶渊明所撰之文应为可信。文中言孟嘉偕桓温九月九日游龙山时，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其四弟二甥及孙盛均在座，无一虚构。《晋书·孟嘉传》所云当本此。至于桓温之四弟在座事，张才良同志的文章已进行了史料排列，兹略。孙盛据《晋书》本传，知他跟随桓温数年，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其出为长沙太守，张文考订在永和十二年之前，是很有道理的。
以上表明，桓温九月九日燕龙山是在其拜征西大将军的永和二年，因为是年其西伐成功，振旅还江陵后，即拜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真可谓双喜临门，故有重阳登龙山之雅兴。关于第二条。陆游《入蜀记》，是他在乾道五年被起用为四川夔州通判，从故乡山阴启程(翌年五月十八日)到达任所(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于旅途中所撰写的一部日记体游记。其中所记地方风物、名胜古迹等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附会颇多，如他不加考辩就说“昭君村在香溪”，即为一例。其实，唐代诗人杜甫、刘禹锡、崔涂，以及司马光、明季黄幼藻等人的作品都记述其故里在夔州巫山，宋王十朋、明曹学亻全 曾亲历其地进行了考察，证明陆说为误(对此，我在《昭君故里在巫山考辩》中已详述之，可参看，兹不赘)。其云“孟嘉登高落帽处”在当涂龙山，亦误。按当涂确有龙山，不仅《元和郡县图志》予以记载，就是李白在晚年也登过其山，如前所述，其绝不是孟嘉落帽之处。这是因为陆游本人并未登过当涂龙山，他只是站在凌台上“南望青山、龙山、九井诸峰
”而巳。由此看来，陆游的“龙山，即孟嘉登高落帽处”之结论，若不是想当然所致，就是受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丛书之影响而使然。而二书我在《考》文中已指出其误。因此，用陆游《入蜀记》来证实“孟嘉落帽”在当涂龙山，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关于第三条。我在《考》文中为了证实李白《饮》诗作于江陵龙山，曾引张九龄《九日登龙山》诗作进一步考证，然杭文认为其中只有“桓公旧台上”一句指桓温，不足信。
其实，张九龄这诗的重心并非咏 史，他旨在借重阳登龙山以抒发自己胸中之郁闷。即便如此，“桓公旧台上”的前面“楚客凛秋时”、“东弥夏首阔、西拒荆山壮”诸句，已是将龙 山的地理位置，风土概貌交待得十分清楚的。张九龄在荆州任长史前后凡三年，曾多次出巡荆州所辖之“行县”，对江陵风物了如指掌，又亲登过龙山，其云“旧台(龙山落帽台)”为“桓公”当年燕集之处，应最为可信。但杭文中宁可弃此而相信陆游《入蜀记》“南望龙山”的结论，实在令人遗憾。此外，杭文还从张九龄早于李吉甫80多年，李白也比李吉甫大57岁着手进行循环排比，然后用“不大可能”、“应”等否可两存的词，来说明李吉甫对孟嘉落帽之龙山，“不会指错出处的”，其用心虽良苦，但主观成份未免太重。至于以桓温镇荆州、 姑熟之时间长短作比较，则是更不足以相论的，故罢。
杭文的最后一条理由是：“至于以‘小重阳’的典故，这些与孟嘉落帽都无丝毫联系的。”“小重阳”的典故，虽然与孟嘉落帽无直接联系，但《考》文所讨论的主题，是李白《九日龙山饮》诗中之“龙山”，而龙山自然要与孟嘉落帽相牵连。这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弄清李白诗中“龙山”之所属，是旨在准确系其作年，二者既互为牵连，怎么能说无丝毫联系呢?
何况我引“小重阳”的典故，是针对《九月十日即事》一诗用的。大概凡从事李白研究及对其诗有爱好者，对《九日龙山饮》与《九月十日即事》为同时同地之作，不会有什么微词吧。既然如此，讨论《饮》诗，自然就会对《即事》有所顾及。“小重阳”典故出自《岁时杂
记》：“都城重九后一日宴，尝号小重阳。”“重九后一日”，自然指九月十日，据此，知李白《九月十日即事》写于“小重阳”。现既已知李白《十日》诗写于“小重阳”，与《九日龙山饮》为其同时同地作，那么，考订其作地，就不能不注意“都城”一词了。我在《考》文中说：“‘都城’，即古荆州春秋时楚国曾在此建都达四百年之久。若这诗写于当涂之龙山，当涂乃宣州一属县，何得可称‘都城’?”杭文力图欲将李白《饮》诗“商榷”作于当涂，自然就认为“毫无联系”了。其实，我们从“都城小重阳”的典故中弄清了《九月十日即事》之作地，而是诗又与《九日龙山饮》为同时同地作，那么《饮》诗中的“醉看风落帽”之“落帽”处，不在当涂龙山也就十分清楚了。
江陵龙山，不仅“小重阳”日人们喜采菊集宴，就是重阳日之“籍野饮宴”也是历史悠久，宗懔《荆楚岁时记》“野游登高、佩茱饮菊”条对此有专门记述，可参读。是地既有如此悠久之“乡习”，又加之孟嘉落帽之佳话也“发源”于斯，作为诗人的李白，登龙山而吟，自 然要将这些“题材”熔铸于诗内，而这，与中国诗歌心理学的主旋律正相符合。
通过以上的考述，李白《饮》诗中的“龙山”在何地，孟嘉落帽又“产生”于哪座龙山，已是一目了然的了。
三、《九日龙山饮》的作年
此诗之作年，詹《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薜天纬《李白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等，均系于李白晚年。我在《考》文中，将其系于长流夜郎途经荆州之际，主要是以“孟嘉落帽”在江陵而不在当涂为据。现在看来，当以拙文所系为是。上述诸谱之所以系于当涂，主要是对“孟嘉落帽”没有探讨清楚所致，或者说是受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 宇记》、《元丰九域志》、《太平府志》等书影响而成误。
张、杭二文，亦主晚年说。是诗究竟是李白晚年作，还是流放时途经江陵的产物，前面的考述本来其“庐山真面目”已呈现，无须再加讨论，但为了增大其作于江陵的正确的系数，兹从孕育李白这两首诗的背景、思想、心情，以及诗歌的本身着手，作以下简单讨论，以供晚年说者参考。
纵观李白晚年寓居当涂之作，很少有再次提及从永王东巡及长流夜郎事的，此时诗歌，笔调大都洗炼清新，情绪 乐观，而诗人的生活，或“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或欲叶落归根，“三春三月忆三巴”；或“恬然但觉心绪闲”，一言以蔽之，其晚年是在“觞”与“闲”中度过的，怎么会发出“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的凄清之声呢?而此种声调，我们只有在他长流夜郎的途中才能听到。至于象《赠刘都使》一诗，虽然格调有别，且“衔哀流夜郎”五字旧事重提，但是诗是否应系于当涂所作，尚须讨论。
细加把玩《饮》、《即事》二诗，知其当写于李白心情极为舒畅与十分凄哀之同时。考李白生平，他这种热冷并存于一时的心情，只有在长流夜郎才有(相对二个“龙山”而言)。乾元元年八月，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李白与之相逢，由张谓出面斡旋而小憩一时。是时，白曾 偕张谓、沔州牧杜某、汉阳宰王某等，月夜泛舟，“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音。”心情之快慰，于此可见一斑。未几舟行江陵，余兴未尽，佳节又至，重九登龙山，菊花遍野，加之是处又为“孟嘉落帽”之“产地”，因而李白以“逐臣”的身份，唱出了“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的欢悦诗句，其心情与郎官湖泛舟不相上下。然而，酒醒天明，“小重阳”再度登龙山，举目四望，昨日遍地的菊花，已被素有“籍野饮宴”之习的当地人采摘无几。此时此景，勾起了李白对当年孟嘉的遥想，并对比自身眼前的境况，昨天 的欢悦余情，顿时化作一盆冰水：“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高度的乐观、低度的凄漠，是导致李白在江陵龙山写出《饮》、《即事》二诗的最好温床。若换作当涂，何能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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