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太平州知州江万里延请太平州儒学教谕戴觉民编刻《李翰林集》三十卷，因书末有戴觉民咸淳己巳年所写的跋语，故世称咸淳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吴隐影宋本《李翰林集》卷末戴觉民跋曰：“盖旧刻之不存，雷电取将久矣。予为学官，修复经始，每每不暇给，抑岂不可后。顾将去此，独不能为太白一日之役，孰有如予之汩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叹曰：‘岁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为之。’则裨凡费集众工，不足则布之诸郡，不两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或谓白虽天才，了不可壮语，少删之其庶几乎？孟曰不然，近年甫有此论，子美退之不敢闻也。”由戴跋可知，咸淳本的编刻是在江万里离任两个月之前仓促决定的，所用底本当为陈振孙家藏本或翻刻本。此本的编刻时间仓促，不到两个月时间竣工。为了赶进度甚至还延请了诸郡的刻工来刻书。而且戴跋还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戴觉民想对李白集进行“少删”，虽然遭到了刘辰翁的劝阻，但有可能他未必全部采纳，故咸淳本编排紊乱而且改动了曾巩的序文。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原刊本今不存，但明正德八年（1513年）鲍松编《李翰林集》三十卷即是影刻宋咸淳本，里边有江万里《李翰林集序》和戴觉民跋。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隐影宋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池刘世衍玉海堂影宋刻本均是影明仿宋咸淳本，与宋咸淳本一脉相承。《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艺风藏书记》卷六曾各著录一部咸淳本，今不见。咸淳本的祖本极可能是周必大所说的当涂本，也就是陈振孙家藏本。在元丰三年到绍熙元年，再到咸淳五年，在当涂县曾多次翻刻过曾巩编次本，从而形成了当涂本系列。陈振孙家藏本书末所附录的《新唐书李白传》咸淳本依然保留，但它剔除了家藏本所附录的《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篇歌行以及苏轼辩证之语，可见后来的翻刻本有不少改动。
宋咸淳本与宋蜀刻本的源头虽同为曾巩编次本，但在不同时期的流变中还是形成了各自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书名上，宋蜀本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咸淳本为《李翰林集》三十卷。乐史本取名《李翰林集》二十卷，宋敏求本据苏颂《神道碑》记载为《李翰林集》三十卷，曾巩本据他的《李翰林集序》名为《李翰林集》，期间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称，但《李翰林集》一直是沿袭下来的。到陈振孙家藏本、周必大所见当涂太白集、绍熙元年赵汝愚题词本，再到咸淳本，名称是一脉相承的。从时间上来说，宋蜀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或者退一步说是南北宋之际，咸淳本则到了南宋晚期。在编次上，宋蜀本卷一为序、记七篇，书后附录宋敏求、曾巩、毛渐序。卷二到卷二十四为诗歌，后六卷为文章。咸淳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文，序，记列入书卷首。在目录上，咸淳本卷十七是歌吟，宋蜀本卷六、卷七是歌吟。咸淳本目录编次较为杂乱，于每卷之下列分目，而宋蜀本较为有次序，且采取卷前列总目，分卷列数目。如卷五歌诗五十六首，卷六歌诗三十三首，卷七歌诗六十八首。在内容上，咸淳本将李白诗划分为十四类，而蜀刻本则扩大为二十一类，前十九卷分类着眼于体裁形式，后四卷的分类着眼于题材形式，使人觉得是两部分诗歌的简单组合，分类的标准严重不同。房日晰《宋本<李太白文集>三题》分析说：“宋敏求在编《李太白文集》时，并未改变乐史《李翰林集》的诗的分卷与排列顺序。宋本《李太白文集》前二十卷即为乐史《李翰林集》。宋敏求将自己收集的二百二十五首诗缀在乐史本《李翰林集》之后，谨慎地保存了《李翰林集》的原貌。”［21］蜀刻本将宋敏求、曾巩二序与毛渐跋放在书末，咸淳本则将曾巩序与李阳冰、魏颢二序置于卷首，同时它将乐史序放在魏颢序之前，时间上是错误的。在具体篇目上，咸淳本比宋蜀本少收录《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月夜金陵怀古》、《宣城长史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庭前晚开花》、《南陵五松山别荀七》、《观鱼潭》、《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抒怀》、《金陵新亭》、《暖酒》、《江夏送倩公归汉东》等十首诗，但它收录了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而蜀刻本未收录。又据胡俊《唐宋<李白集>编纂过程中的诗文分合及相关问题》一文［22］统计，咸淳本比蜀刻本少诗九首，但比蜀刻本多出七首诗，两相抵消，咸淳本比宋蜀本少两首，实收九百九十八首。
由于咸淳本与蜀刻本在体例编排上有重大的差异，可见咸淳本的底本另有他本。郁贤皓《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一文推测：“由此可知咸淳本与蜀刻本不是一个系统，它并不是从苏州晏知止刻本翻刻的，而是从最早的当涂刻本翻刻来的。”［23］目前所知晏知止苏州刻本是最早的李白诗文全集本，陈振孙、周必大、赵汝愚等人所见到的当涂李白集只能是苏本的翻刻本。前面我们探讨过，宋敏求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是在乐史本《李翰林集》二十卷的基础上增广的，诗歌增加了二百二十五篇，使李白诗达到一千首之多。曾巩编次本仅仅在宋敏求本的诗歌部分进行了编年调整了顺序，使之体制更加完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宋敏求本《李太白文集》诗歌部分究竟是二十卷还是二十四卷？如果是二十卷，那么他将新收集到的二百二十五篇诗歌只能是分类插进到乐史本《李翰林集》二十卷中。如果是二十四卷，那有可能是前二十卷照录乐史本，后四卷是他新辑的，而且他将乐史《李翰林别集》十卷本压缩到六卷本合并进《李太白文集》中。恰好宋蜀本的前十九卷所录诗歌之分类是按照体裁、后四卷诗歌是按照题材划分的，两者不是有机的融合体，人为堆砌的痕迹明显。这是宋敏求本的原貌还是后人的重编本造成的，因资料匮乏一时无法确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是想弄清楚《李太白文集》究竟是何时在目录体例上一分为二的，一种是诗歌二十卷文十卷本，一种是序记一卷诗歌二十三卷文六卷本，从而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形成两个系统的李白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了这两种系统的李白集，只是不清楚孰先孰后。
综上所述，在宋代所流传的三十卷本李白全集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李太白文集》，卷一为序、记，卷二到卷二十四为诗歌，按二十一类编排，后六卷为杂著。这个本子以元丰三年晏知止苏州刻本、宋蜀本为代表。另一个是《李翰林集》，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以陈振孙家藏本、宋咸淳本为代表。二者虽然卷数相同，但在各卷的编排与内容上不尽相同。从版刻时间上讲，宋蜀本《李太白文集》要早于咸淳本《李翰林集》。 从版本源流上讲，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较接近乐史、宋敏求所裒辑的古本，而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是经过曾巩编次整理的新本。这两种李白全集历代都有翻刻本，两者之间互有影响，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有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注释：
［1］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3页。
［2］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卷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3］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四，《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4］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二，《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5］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8页。
［6］苏颂《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775页。
［7］王琦《李太白全集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687页。
［8］郁贤皓、尹楚兵《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郁贤皓《唐风馆杂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9］曾巩《李白诗集后序》，《曾巩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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