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石江边李白墓经历了一个由真墓到空坟到被称为衣冠墓的过程。墓前的李白祠也经历了兴衰及被迁建采石矶与太白楼合璧的过程。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八《江南东路·太平府·古迹》记载：“唐李白墓，在县东一十七里，青山之北(按，当依陆游所言在青山之西北)。李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宝应元年卒。葬龙山东。今采石亦有墓，及(即)太白藁殡之地。后迁龙山，元和十二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委当涂令诸葛纵改葬青山之址，去旧坟六里。白乐天唐李白墓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又杜荀鹤诗云：‘何为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谁移耒阳冢，来此作吟邻。’” 其实，可以为李白初殡采石之说佐证的有唐开成年间(836—840)任当涂县令的许浑《经李翰林墓》诗，以及唐代诗人项斯《经李白墓》、贯休《古意九首》之八、杜荀鹤《哭陈陶》等诗。许浑云：“不堪遗冢在，荆棘楚江湄。”楚江湄即采石长江边，青山是决不可以称为“楚江湄”的，而荆棘正同白居易所说的荒垄、草连云状。项斯云：“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葬阙官家礼，诗残乐府篇。游魂应到蜀，小碣岂旌贤?身没犹何罪，遗坟野火燃。”所说与白居易、许浑相似，只是墓前有了一块小的碑石。贯休云：“宁知江边坟，不是犹醉卧?”杜荀鹤云：“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孤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他以杜甫藁葬耒阳之墓与李白藁葬采石之坟并列，感叹两位大诗人怎么都经历了藁葬的遭遇。这些都应当是支持李白初葬采石说的材料。认为采石为李白藁葬之地的还有比王象之早一些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中说：“或曰，太白平生最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但他认为采石最初不是空坟，而是李白死之“当时藁葬于此，至范侍郎(传正)为迁窆青山焉。”这说明，李白卒后，采石江边确有一座李白坟，而且在唐代并没有捉月骑鲸的传说。存在的问题是：白居易贞元四年(788)所见采石为“穷泉骨”的李白真坟，而刘全白贞元六年(790)吊唁的李白墓却已在龙山。这期间，必有一次迁墓之事。是谁迁的墓?唐代无人说出，直至宋初，林逋才在《采石山》诗中予以透露：“翻然却怪宣城守，是甚移将李白坟?”他责怪宣城守将李白坟从采石迁走，必有其根据和原因。那么，迁坟的宣城守又是谁?今据郁贤皓《唐剌史考》得知：贞元三年至十二年宣州剌史为刘赞，并见于两《唐书》本传。又《考古》1977年第5期载《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一文称：银盘底铭文：“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剌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刘赞进。”又《全唐文》卷六五五元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保严公行状》称：“贞元中，宣歙观察使刘赞以公勤信精尽，深所委异，十年之间，政无细大，一以咨之。”可见，宣州剌史刘赞既为“处置采石军等使”，又有深厚的政治干系，或者出于驻军管理的某种原因，将李白坟从采石迁出，就不无其理由。只是我们目前尚不能深谙个中的具体背景。故而李白二孙女说：“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怨屈而又难言之隐流露于字里行间。因此，刘全白不便记述藁葬及迁殡之事，范传正虽知实情却也以“多故”二字塞责。所谓藁葬，就是草草安葬，《后汉书·马援传》注：“藁，草也。时权葬，故称藁。”这对死者当然是一种不礼貌不光彩的事，尤其是对于像李白这样曾是天子近臣的大诗人。故而项斯说李白“葬阙官家礼”。李白为何会在采石藁葬?这涉及到他的死因。

    李白因何而死，长期以来流行的是病死说。依据有三：一是李阳冰宝应元年(762)为李白所写的《草堂集序》中说过“公又疾亟”；二是刘全白贞元六年(790)所写的《李君碣记》中说过“遂以疾终”；三是李白死后一百多年皮日休《七爱诗》中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李阳冰说李白“疾亟”，并未说他因疾而死。皮日休在李白死后一百多年不知怎么晓得他患的是“腐胁疾”?既使如此，皮日休也只说他患病，而未说他死于病。所谓“醉魄归八极”，仍是其死与酒醉相关。刘全白是说了“以疾终”，但这里面有隐情(详后)。值得注意的是范传正在李白新墓碑中完全回避了死因，只用“盘桓利居，竟卒于此”一笔带过。《旧唐书·李白传》也只说李白“竟以饮酒过度死”，含糊其辞。然而李白溺死说也流行已久。王琦《李太白年谱》引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云：“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所谓着宫锦袍、傲然自得云云，虽似传奇，但“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却为李白不是“善终”的记载，与项斯所谓“醉死此江边”以及皮日休“醉魄归八极“之意略同。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醉中在船上爱江中皎洁月影，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而翻身落水溺死。这不是比兴，而是实写。联系北宋贺铸《采石矶》诗序所云“按县谱，太白尝隐东矶上，故址存焉”的记载，不能不再次引起后人的注意。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五《太平州·祠墓》在研究了李白病死与溺死的两种说法后提出疑问：“而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以发新意耶?”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用力最勤，他也对有关李白之死的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因而发以疑问(文同《方舆胜览》)。著名学者安旗《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在“李白之死”一节中写道：“稗官野史就完全不足凭信吗?从李白当时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来看，这种情况(指溺死)是可能的”。郭启宏在1991年9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李白之死的考证》一文，力主溺死说，并指出：“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作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辞。”刘全白于李白死后二十多年撰写《碣记》，李白子伯禽在当涂，于是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之讳而写作“疾终”。其他诸人便闪烁其辞了。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似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得出的体验。然而李白之死竟果被杜甫的担心所言中。著名学者裴斐在《李白的传奇与史实》(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指出：“捉月与骑鲸固属‘好事者为之’，溺死并葬于采石则不无可能，须分别看待。”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即云：“或者因其豪逸，又尝草瘗江边，乃饰为此(捉月)说耳。”说李白藁葬采石还有一个障碍，即唐人李华那篇《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中说的“姑孰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对于这篇墓志，李从军《李白考异录》已以适当的证据说明它是伪作，可以参阅。今再证其为伪作二论：一是据徐师曾《文体明辨·墓志铭》和赵翼《陔余丛考·墓志铭》考，墓志乃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刻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平放棺前。但所谓李华写的这篇墓志，却不如此规范。完全不同于他为别人所写的多篇墓志。更主要的是，如果确有李华的这篇墓志，龙山又是李白初葬之地，那末范传正委诸葛纵迁墓时一定能够见到，而范传正在 李白新墓碑中不仅未提及，反而因李白之葬无墓志而发出感叹：“今士大夫之葬，必志于墓。有勋庸道德之家，兼树碑于道路。余才术贫虚，不能两致。”如已有李华写的墓志，范传正何必如此遗憾!范氏的遗憾，说明他根本不知道前人李华有过一篇李白墓志。二是所谓“姑孰东南，青山北址”，正是李白死后五十多年范传正迁墓之址。而不是初殡龙山或藁葬采石之址。因为龙山在姑孰正南，它与青山只有东、西之距，而无南、北之离，处在同一纬线。李华在李白死之当初，在葬地根本与“青山”无涉的情况下，他怎么知道五十多年后李白墓要迁落在“姑孰东南，青山北址”这个方位?难道他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因此可以断定，这篇称作李华写的墓志，是李白墓迁青山北址后所写；而李白墓迁青山后，李华早已不在人世，不是伪托是什么?难道在范传正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李华?因而，这一障碍也不能成立。

    于是，可以这样条理：李白在舟上弄月翻然落水溺死之后，便权且藁葬于采石江边。贞元四年(788)，白居易路经采石，对李白墓周草丛荒垄的状况发以慨叹，大约就在贞元四年冬或五年春，李白墓被宣州刺吏刘赞从采石迁至龙山东麓，作为殡葬。所谓“殡”，《论语·乡党》云：“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礼记·丧大记》亦云：“在竟外，则殡葬可也。”可见殡葬亦非正式葬礼。 贞元六年(790)，李白旧识刘全白及县令顾游秦为李白“表墓式坟”、刊刻碣记。按说，此时李白长子伯禽在侧，完全可以向刘全白提出先大人“志在青山，遗言宅兆”之请求，而伯禽却未提起。这可能是因为李白墓刚从采石迁来不久，而且刘赞尚在宣州刺史任上，于是，便只有等待以后了。

   顺便再说一下，白居易《李白墓》诗，朱金城认为作于元和十三年(818)却未详理由。但其《白居易年谱》与日人花房英树《白居易》均对白居易自建中四年至贞元十七年往来江南的行踪有所详考，而《李白墓》诗的风格近于他早期的作品，如贞元四年所作《江南送北客因赁寄徐州兄弟书》等。故而应系于贞元四年。范传正于元和十二年为李白迁墓，肯定会被传誉士林。如果白居易《李白墓》诗作于元和十三年，而又说“荒垄穷泉骨”，实扞格难通。

   这样，李白在采石藁葬之墓约存在二十六年左右时间。贞元五年(789)以后即为空坟。虽是空坟，仍不失为人们吊唁李白之所，仍名李白墓或李翰林墓。到了明代成化年间(1405—1487)，当涂县举人濮琰作诗(缺题)才写道：“暮云亭畔衣冠古，埋玉青山岁月深。捉月骑鲸真浪说，金龟宫锦赏知心。”他说采石暮云亭畔的李白衣冠墓已经很古老了，但到底“衣冠墓”之名始于何时?诗文方志均未载；同时自采石荒垄穷泉骨迁殡龙山后，采石墓中是否置以李白衣冠?也无记载。但自濮琰以后，在前来采石凭吊李白的文人作品中，出现了以衣冠墓为题或诗句夹以衣冠的诗文。嘉靖元年(1522)冷宗元在《谪仙楼集·图引》中写道：“后人作衣冠墓也，前有暮云亭。”民国《采石矶风景名胜小志》云：“唐诗人李白卒于采石附近江中，其衣冠墓在采石镇神霄宫内。神霄宫在今镇上菜巷，旧名唐贤坊。今为采石矶公立小学校址。衣冠墓昔在校中操场间，后因开辟场地，移墓于场之西北隅，今有碑存。”1972年，衣冠墓被采石公园迁往采石山腰。自此“采石江边李白坟”不存。据迁墓者说：“见有不完整的碑碣一块，上书‘李翰林衣冠墓’。后来到南京大学征求专家意见，陈中凡教授提出：‘翰林二字并不能为伟大诗人李白增添什么光彩，衣冠也不能称墓，只能说是一堆荒冢。’因此定为‘唐诗人李白衣冠冢’。”

   采石李白墓前有李白祠。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其云：“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应当指出，《演繁露》所说“采石江之南岸”当指北宋疏浚的“采石新河”南岸。郭功甫《采石渡》诗中尚称当时是“空余绿草翰林坟”，而至南宋，李白墓已在“田畈间”。这显然与北宋民居采石镇的发展有关。程大昌所见的李白祠不仅小，而且构筑草草，但祠中却有一幅壁画李白像，服饰清晰可见。这说明小祠堂的建筑时间并非久远，至早不超过北宋晚期。其后，据方志记载，李白祠的修建情况是：

   南宋嘉泰元年(即1201年。按，此从乾隆以后各志所载，康熙《太平府志》作嘉泰五年，但嘉泰没有五年之号。)道士秦德智在采石镇建神霄宫，并修建太白祠。

   南宋绍定三年(1230)郢州防御使王明驻军牛渚，见“李白墓下，祠宇卑陋，弗称揭虔”，又撤而新建，名“李翰林祠”。太平知州汪绶撰《唐李翰林祠记》，称新祠“高明显敞，足为游观者吟眺之胜。”

   南宋宝祐四年(1256)，太平知州牟子才重建李白祠，自为之记。祠在神霄宫玉皇楼后。

   明洪武年间(1368—1398)，道士陆永昌重建李白祠。

   明永乐十二年(1414)，太平知府徐敬倡募，道士丁道存重修李白祠。采石镇绅吴文达于石桥前建唐贤坊。

   明正统年间(1436—1449)，李白祠有修葺，方志未载修葺者姓名。这期间的正统五年(1440)，工部右侍郎周忱创建谪仙楼及清风亭于采石山东南麓锁犀河与长江连接处的江浒。祠楼隔河相望。

   明嘉靖年间(1552—1566)，李白祠亦有修缮，方志仍未详载修者姓名及具体年份。

   《大清一统志》载：“万历初，御使蔡梦说建李白祠于太平府采石山。”然《大明一统志》却云：“李白祠在采石。万历初，御使蔡梦说建，匾曰：唐李翰林祠。”可见清志中“山”字为衍出。

   明万历九年(1581)，侍御史张一鲲嘱太平知府林一材主计，太平府同知罗文靖、通判陈嘉言、推官张立爱协谋，县令杨维成承办，重修李白祠。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撰《重修采石太白祠碑》文，并由前国史官邢一凤篆额，詹天爵书文，姑苏吴应祈刻石。碑文中云：“夫称诗莫盛于唐，唐诗莫盛于太白，采石故特祠祠太白，则太白以采石终焉。”又云：“今祠不治则荒，风不流则阏，观风者事也。”可见原祠将荒，但尚未倾圯。清顺治十四年(1657)，采石山谪仙楼因游人抽烟点火失戒而被焚毁。

   清康熙元年(1662)，太平知府胡季瀛等倡募在采石山谪仙楼原址重建谪仙楼、清风亭，同时又建唐供奉李太白祠。遂成祠楼合璧之制。御使江南粮道周亮工书额，易谪仙楼为“太白楼”。胡季瀛又延清著名画家萧云从与太白楼作璧画四幅。胡季瀛、许岩光作记事文三篇，萧云从作《太白楼壁画记》。故而康熙《太平府志》云 ：“谪仙楼即太白祠”。

   此后，方志虽仍有采石镇神霄宫重修的记载，但再也无修建神霄宫内李白祠的文字，说明采石镇李白墓前的李白祠，自康熙元年后已不存。

   综上而计，采石镇李白墓前的李白祠，自北宋晚期初建，至清康熙元年与太白楼合璧，独立于世四百来年，不算合璧，连同始建，共修建十次。康熙元年以后的颓衰与重修，便与太白楼同时进行。

   然则，采石江边唐代先有李白墓，之后才有捉月骑鲸的神话；而绝非是先有传说之后再有坟墓的。这前后秩序不可颠倒和混淆。采石迁墓人极有可能是宣州刺史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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