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对郁贤浩“《蜀道难》寓意仕途坎坷、功名难求”和安旗“《蜀道难》写于开元十八年”之说进行辩驳，认为《蜀道难》应写于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之间；《蜀道难》的主旨应是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难奇险，深刻揭示了盛唐时期的社会矛盾，曲折表达李白爱国忧民的正义感，警诫统治者防止变乱，体恤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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